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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古典主義與浪漫主義是18世紀後期至19世紀歐洲文化與藝術發展中的兩大主要潮流。這兩種風格代表了不同的美學價值和時代精神，分別從理性與情感兩個層面展開對世界的詮釋。新古典主義是一種從古希臘與古羅馬的藝術與文化中汲取靈感的復興運動，重視理性、秩序與道德，而浪漫主義則是對個人情感與自然力量的頌揚，表現出對自由、想像力以及神秘主義的強烈關注。這兩者雖然在時間上部分重疊，但在風格、價值觀和表現形式上存在顯著差異。
新古典主義興起於18世紀中期，與啟蒙運動和古典文化復興密切相關。它是一場試圖恢復古希臘與古羅馬藝術、建築和道德觀的運動，強調理性與美德。新古典主義的核心理念是秩序與簡潔，力求在形式與內容上表現出莊重與崇高的精神。這種風格的藝術家與建築師深受當時考古學新發現的影響，如龐貝（Pompeii）與赫庫蘭尼姆（Herculaneum）等古城的挖掘，提供了大量關於古典藝術的直觀資料。新古典主義認為藝術應該具有教育功能，因此題材常取自古典神話、歷史事件或英雄故事，目的是啟發觀眾的道德意識與社會責任。
在繪畫方面，新古典主義的作品常以嚴謹的構圖、清晰的線條與穩重的色彩為特徵。雅克-路易·大衛（Jacques-Louis David）是新古典主義繪畫的代表人物，他的《荷拉斯兄弟的誓言》（The Oath of the Horatii）以莊嚴的畫面和道德寓意成為典範之作。這幅畫描繪了古羅馬兄弟為國家榮譽而犧牲的場景，畫中的人物姿態剛健，背景簡潔，整體構圖富有理性與秩序感。雕塑方面，安東尼奧·卡諾瓦（Antonio Canova）的作品如《普賽克與丘比特》（Psyche Revived by Cupid's Kiss）展現了對古典人體美的致敬，精緻的細節與柔和的線條體現出新古典主義對完美形式的追求。
浪漫主義則是在18世紀末期對新古典主義的反動，興起於歐洲的文學、藝術與音樂領域。浪漫主義強調情感、個性與自然的力量，認為藝術應該表達個人的內心世界和情感體驗。這一運動反映了對工業化社會與啟蒙理性的反思，並試圖尋求更自由、靈動的表現形式。浪漫主義的核心價值在於自由、想像力與情感的釋放，與新古典主義的理性與規範形成鮮明對比。
在繪畫方面，浪漫主義藝術家通常選擇戲劇性與情感豐富的題材，如自然災害、戰爭場景或異國風情。尤金·德拉克洛瓦（Eugène Delacroix）是浪漫主義繪畫的重要代表，他的《自由引導人民》（Liberty Leading the People）描繪了法國七月革命的場景，作品中充滿了動感與情感張力，強烈的色彩與光影對比突顯了革命的激情與自由的象徵。在風景畫中，浪漫主義則表現出對自然的敬畏與迷戀，約瑟夫·馬洛德·威廉·透納（J.M.W. Turner）以壯觀的自然景觀和變幻莫測的光線著稱，其作品如《奴隸船》（The Slave Ship）展現了自然的浩瀚與人類的渺小。
在建築上，新古典主義與浪漫主義的差異也十分明顯。新古典主義建築注重對古典形式的精確再現，強調對稱、比例與簡潔，如美國的國會大廈（United States Capitol）和法國的萬神殿（Panthéon）。浪漫主義建築則追求情感的表達與神秘氛圍的營造，經常採用哥德式復興風格（Gothic Revival），如倫敦的西敏宮（Palace of Westminster），其尖塔與繁複的裝飾反映了對歷史與中世紀文化的浪漫化詮釋。
音樂領域同樣展現出兩者的差異。新古典主義音樂，雖然主要與古典主義音樂相關，但其秩序與理性的特質與新古典主義美學相通，如海頓（Joseph Haydn）和莫札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的作品，強調清晰的結構與和諧的旋律。浪漫主義音樂則注重情感表達與戲劇性效果，作曲家如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和李斯特（Franz Liszt）以情感豐富的旋律和突破性的創作形式打破傳統的音樂規範，呈現出浪漫主義的自由與個性。
新古典主義與浪漫主義雖然在藝術理念與表現形式上截然不同，但兩者並非完全對立。它們都對文化藝術產生了深遠影響，分別代表了18世紀後期與19世紀初期人類對理性與情感兩種核心價值的探索。新古典主義試圖在古典美學中尋找永恆的秩序與道德，而浪漫主義則在情感與自然中尋求自我與自由，這種交錯的文化動態塑造了現代藝術的多樣性與豐富性。
儘管受到其他藝術和思想運動的影響，法國大革命的意識形態和事件創造了浪漫主義和反啟蒙運動產生的主要環境。堅持革命理想，浪漫主義是對啟蒙時代貴族社會和政治規範的反叛，也是對自然科學合理化的反應。浪漫主義提高了人們認為英雄主義的個人主義者和藝術家的成就，他們的開創性例子將提升社會。它還使個人的想像力合法化為批判性的權威，從而使人們擺脫了藝術形式的古典觀念。
浪漫主義也受到德國動盪和壓力運動(風暴和壓力)的啟發，該運動在啟蒙理性主義上具有直覺和情感。這種原始浪漫主義運動以文學和音樂為中心，但也影響了視覺藝術。該運動強調個人的主體性。為了回應啟蒙運動和相關審美運動對理性主義的束縛，人們可以自由表達極端情緒。
視覺藝術中的Sturm und Drang可以從暴風雨和沈船的繪畫中看到，這些繪畫顯示出自然造成的恐怖和非理性破壞。這些浪漫前的作品從1760年代到1780年代在德國很流行，說明了公眾對充滿情感的藝術品的興趣。此外，歌德(Goethe)擁有和欣賞Fuseli的畫作證明了令人不安的視覺和噩夢刻畫在德國引起了觀眾，據稱這些畫作能夠“使觀眾驚恐”。著名的藝術家包括約瑟夫·韋爾內特，卡斯珀·沃爾夫，菲利普·詹姆斯·德·路德堡和亨利·福塞利。
克勞德·約瑟夫·韋爾內(Claude Joseph Vernet)的沉船事故，1759年：韋爾內特(Vernet)參加了原始浪漫主義的《動盪與衝撞》運動。
工業革命也對浪漫主義產生了影響，浪漫主義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人口增長，城市擴張和工業主義的現代現實。的確，在19世紀下半葉，“寫實主義”與浪漫主義形成了兩極分化。
浪漫主義時期的繪畫
浪漫主義繪畫是18世紀末至19世紀中期歐洲藝術的一個重要潮流，與新古典主義形成鮮明對比。它強調情感的釋放、個人表達和自然的崇高力量，深受當時政治、社會變革以及對工業化的反思影響。浪漫主義繪畫以戲劇性的場景、豐富的色彩和光影效果為特徵，題材多樣，涵蓋歷史事件、自然景觀、神秘場景和異國風情。藝術家們試圖打破傳統理性主義的框架，表現出更為自由、激烈和情感豐富的藝術形式。
浪漫主義繪畫的一個重要特徵是對自然的描繪和崇敬，藝術家將自然視為偉大而不可抗拒的力量，既能引發人類的驚嘆，也能激起對人類渺小的深刻反思。這種對自然的強烈情感被稱為「崇高感」（sublime）。英國畫家約瑟夫·馬洛德·威廉·透納（J.M.W. Turner）是浪漫主義風景畫的代表人物，他的作品展現了自然的壯麗與變幻莫測。例如，《奴隸船》（The Slave Ship）描繪了驚濤駭浪中的一艘船，昏暗的天空和洶湧的海浪充滿了動感與戲劇性，暗示自然的無情和人類的無助。透納擅長運用光影變化和鮮明的色彩，營造出一種迷幻且強烈的視覺效果，使觀者感受到自然的壓倒性力量。
浪漫主義繪畫還注重情感的表達，特別是對個人內心情感的探索。法國畫家尤金·德拉克洛瓦（Eugène Delacroix）是浪漫主義的核心人物之一，他的作品充滿了激情和戲劇性。《自由引導人民》（Liberty Leading the People）是他最著名的畫作之一，這幅作品以法國七月革命為題材，描繪了一場革命中人民奮起的場景。畫中，手持旗幟的自由女神位於畫面中央，象徵革命精神的自由和希望。德拉克洛瓦使用鮮明的色彩和動感的構圖來營造畫面的緊張感，人物的表情和肢體動作充滿了生命力，表達了革命的狂熱與英雄氣概。
異國風情（Orientalism）是浪漫主義繪畫中的另一重要題材，藝術家們透過對異域文化、服飾和風景的描繪來表達對未知世界的想像和迷戀。這些作品通常具有濃厚的戲劇性與浪漫化的詮釋，更多是一種藝術想像，而非真實的文化記錄。例如，德拉克洛瓦的《阿爾及爾的女人》（Women of Algiers）描繪了北非一個後宮的場景，畫中充滿了異域情調的裝飾和柔和的光影，展現了浪漫主義對神秘與美的追求。
浪漫主義繪畫中的宗教與神秘主題也廣受重視，藝術家通過這些題材探索人類精神世界的深層次領域。德國畫家卡斯帕·大衛·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以描繪孤獨、靜謐且充滿宗教氛圍的風景畫而聞名。例如，《海邊的修道士》（The Monk by the Sea）中，一位孤獨的修道士站在遼闊無際的海岸線前，天空和海洋占據了大部分畫面，突出了人物的渺小與自然的宏大。這幅作品充滿了靈性與哲學思考，表達了對人類存在意義的追問。
動物題材也是浪漫主義繪畫的重要部分，許多藝術家透過描繪動物來展現自然的力量與情感的深度。英國畫家喬治·斯塔布斯（George Stubbs）以細膩而充滿生命力的動物畫作著稱，他的作品如《被獅子襲擊的馬》（Horse Attacked by a Lion）展現了野性與自然的殘酷，同時又充滿了戲劇性的動感與張力。
浪漫主義繪畫的色彩運用極為自由，藝術家不拘泥於傳統的色彩搭配，而是運用對比鮮明的色調來表達情感。光影的處理則更加富於變化，常常用強烈的對比來增強戲劇效果。筆觸的表現上也更加奔放，許多作品充滿了快速且充滿能量的筆觸，使畫面更加生動，這種技法在後來的印象派中產生了深遠影響。
浪漫主義繪畫既是一場藝術運動，也是一種思想表達，它打破了新古典主義對秩序與理性的執著，轉而強調個性化的創作與對情感的探索。在19世紀的歐洲，浪漫主義繪畫不僅塑造了視覺藝術的新方向，也深刻反映了當時社會對自由、自然與人性價值的重新認識。藝術家們透過作品表達了對現實的挑戰、對理想的追求以及對人類精神世界的深刻思考。
雖然浪漫主義在法國藝術中的出現由於新古典主義在學術界的盛行而受到延遲，但在拿破崙時期卻越來越流行。它的最初形式是作為新政權宣傳的歷史畫作。用阿爾弗雷德·德·維尼(Alfred de Vigny)的話來說，法國浪漫主義者的重要一代出生於1795年至1805年之間，曾“在戰鬥之間構思，在畫派學習鼓樂。法國大革命(1789年至1799年)，隨後是拿破崙戰爭，直到1815年，這意味著戰爭以及隨之而來的政治和社會動盪成為浪漫主義的背景。
自文藝復興以來，歷史繪畫被認為是最高和最困難的藝術形式之一。歷史繪畫是由主題而不是藝術風格來定義的。歷史繪畫通常是在敘事故事中描繪瞬間，而不是特定而靜止的主題。在浪漫時期，歷史繪畫非常流行，越來越多地指的是對歷史場景的描繪，而不是宗教或神話中的場景。
法國浪漫主義
這一代法國畫派發展了個人浪漫主義風格，同時仍然集中精力通過政治信息傳達歷史繪畫。ThéodoreGéricault的1821年《美杜莎的筏》仍然是浪漫主義歷史繪畫的最大成就，在當時，它具有強烈的反政府信息。
讓·路易斯·西奧多·傑里科特(Jean Louis Theodore Gericault)創作的美杜莎木筏，1818-21年：這幅畫被認為是浪漫主義時代最偉大的畫作之一。
安格爾
讓-奧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爾（Jean-Auguste-Dominique Ingres, 1780-1867）是19世紀法國最重要的新古典主義畫家之一。他的藝術生涯跨越了拿破崙帝國時期、復辟王朝時期和法國七月王朝，並對新古典主義與浪漫主義之間的藝術對話產生了深遠影響。安格爾的作品以細膩的線條、嚴謹的構圖和優雅的形式著稱，他追隨古典傳統，但同時也帶有一些浪漫主義的色彩，特別是在情感表達與色彩運用方面。
安格爾出生於法國蒙托邦（Montauban），父親是雕塑家與裝飾畫家，對他早年的藝術教育產生了重要影響。他自幼顯露出繪畫天賦，後來進入法國皇家藝術學院學習，師從新古典主義大師雅克-路易·大衛（Jacques-Louis David）。在大衛的指導下，安格爾學到了新古典主義繪畫的核心理念，包括對古希臘和古羅馬藝術的崇敬以及注重構圖、比例和線條的嚴謹技法。然而，安格爾在風格上逐漸與他的老師拉開距離，他的作品表現出更強的個人化特徵，例如更加柔和的色彩和細膩的細節處理。
安格爾於1801年贏得了羅馬大獎（Prix de Rome），這使他有機會前往羅馬學習與創作。在羅馬的多年生活中，他深入研究了古典雕塑與文藝復興大師的作品，如拉斐爾（Raphael）和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拉斐爾對他的影響尤為深遠，他將拉斐爾視為繪畫理想的化身，崇尚其簡潔優雅的線條和和諧的構圖。這一時期的作品如《大使的使節》（The Ambassadors）展現了他對古典藝術的深刻理解和個人詮釋。
安格爾的藝術思想強調「線條」的至高地位，他認為線條是構成繪畫之美的基礎，比色彩更重要。他的畫作經常以精確而富有韻律的線條來描繪人物的形體，強調人體比例的完美與柔和的曲線。例如，他的《大宮女》（La Grande Odalisque）是一幅代表作，描繪了一位東方女性的裸像，人物的身形柔美且具有理想化的延展性，強調了一種超越現實的藝術理想。然而，這幅畫也因為人體比例的刻意誇張而引發爭議，顯示了安格爾在忠於古典傳統的同時，也帶有創新的視角。
安格爾的肖像畫在19世紀法國畫壇占有重要地位，他為許多貴族、政治家和文化名人創作了大量肖像作品。這些作品的特點是精確再現人物的外貌與個性，並在細節處理上極為細膩。例如，《蒙托邦的蒙泰索夫人》（Madame Moitessier）是一幅精緻的肖像畫，畫中的主角身著華麗服飾，面容端莊優雅，畫面中每一處細節如珠寶和服裝的紋理都被刻畫得栩栩如生。同時，畫面構圖簡潔，人物的姿態和背景營造出一種莊重與寧靜的氛圍。
安格爾在歷史畫方面的成就也不容忽視，他的《荷馬的神化》（The Apotheosis of Homer）是一幅宏大的歷史畫，描繪了古希臘詩人荷馬被神聖化的場景。這幅作品以古典建築為背景，集合了眾多希臘和羅馬的文化英雄，體現了新古典主義對古典文明的崇敬與再現。在構圖上，畫面呈現出金字塔式的結構，具有高度的平衡與穩定感，充分展現了安格爾對古典美學原則的堅守。
安格爾雖然被視為新古典主義的捍衛者，但他與浪漫主義之間的關係並不完全對立。他的某些作品展現了浪漫主義的特徵，例如對情感的強烈表達和對異國情調的描繪。《大宮女》中描繪的東方女性形象和場景就帶有明顯的浪漫主義元素，而他對色彩與光影的敏感運用也超越了典型的新古典主義畫家的範疇。
安格爾在藝術教育方面也有重要貢獻，他於1835年被任命為法國美術學院院長，致力於培養下一代的藝術家。他的藝術理念和創作風格在19世紀的法國乃至歐洲畫壇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特別是在肖像畫和歷史畫領域，他的作品樹立了新古典主義藝術的新標準。
安格爾(Ingres)非常尊重過去，擔任學術正統派守護者的角色，以對抗以他的宿敵尤金·德拉克洛瓦(EugèneDelacroix)代表的上升的浪漫主義風格。他形容自己是“良好理論的保守者，而不是創新者”。儘管如此，現代觀點傾向於將安格爾(Ingres)和他那個時代的其他新古典主義者視為體現了他那個時代的浪漫主義精神，而他對形式和空間的表現形式的扭曲使他成為現代藝術的重要先驅。
阿格里斯(Achilles)接受因格里斯(Ingres)的阿伽門農使節，1801年：因格里斯(Ingres)堅定地致力於新古典主義價值觀，但被視為表達了時代的浪漫精神。
德拉克洛瓦
歐仁·德拉克洛瓦（Eugène Delacroix, 1798-1863）是法國19世紀浪漫主義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藝術以其情感強烈、色彩鮮明和戲劇性的表現而著稱。他被譽為浪漫主義繪畫的靈魂人物，在作品中展現了對自由、情感和人性深刻的思考，同時對後世印象派及現代藝術產生了深遠影響。
德拉克洛瓦出生於巴黎一個文化氛圍濃厚的家庭，父親是外交官，母親則與藝術界有密切聯繫，這為他早年的藝術教育奠定了基礎。他在巴黎美術學院（École des Beaux-Arts）接受了正統的藝術訓練，師從古典主義畫家皮埃爾-納西斯·格林（Pierre-Narcisse Guérin），但德拉克洛瓦很快對新古典主義那種僵化的理性與規範感到不滿。他深受文學與音樂的影響，特別是英國詩人拜倫（Lord Byron）和作曲家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的作品，這些富有情感張力的藝術形式啟發了他對浪漫主義的熱愛。
德拉克洛瓦的藝術思想反映了浪漫主義對情感、個性與自由的追求，他認為繪畫的核心在於捕捉內在的激情，而非僅僅再現外在的形象。他反對新古典主義對構圖和線條的過分強調，而更注重色彩、光影與氛圍的營造。他相信色彩可以直接傳遞情感，因此在繪畫中大膽使用對比強烈的色調和鮮明的筆觸，這種技法對後來的印象派產生了啟示。
1824年，德拉克洛瓦的畫作《希奧斯島的屠殺》（The Massacre at Chios）在巴黎沙龍展出，立即引起轟動。這幅作品描繪了希臘獨立戰爭期間土耳其軍隊對希奧斯島平民的屠殺，畫面充滿了殘酷的現實和強烈的情感。德拉克洛瓦以戲劇性的光影和緊張的構圖表現了戰爭的悲劇性，畫中人物的痛苦表情與扭曲的肢體動作使觀者深刻感受到災難的沉重。
1830年的《自由引導人民》（Liberty Leading the People）是德拉克洛瓦最著名的作品之一，這幅畫描繪了七月革命中的一場戰鬥，成為法國浪漫主義繪畫的代表作。畫面中央的自由女神高舉法國國旗，象徵著革命精神的自由、平等和博愛。她身後是各階層的革命者，背景中的煙霧和廢墟增強了畫面的動感和戲劇性。德拉克洛瓦以濃烈的色彩和充滿能量的筆觸表現了革命的激情，這幅畫不僅是政治宣言，也是浪漫主義美學的典範。
除了歷史和政治題材，德拉克洛瓦對異國風情（Orientalism）的迷戀也在他的作品中展現得淋漓盡致。1832年，他受邀前往北非進行旅行，摩洛哥的風景、文化和人們深深吸引了他，這次旅程對他的創作產生了巨大影響。例如，他的作品《阿爾及爾的女人》（Women of Algiers）描繪了一個北非後宮的場景，畫中充滿了濃郁的異域情調和細膩的色彩。這幅畫運用了柔和的光影和精緻的細節表現，既表現了浪漫主義對異國文化的想像，也揭示了當時東方主義的時代特徵。
德拉克洛瓦在宗教和神話題材的創作中也展現了其浪漫主義的風格特徵。例如，他的《但丁與維吉爾》（Dante and Virgil）和《梅德莎之筏》（The Barque of Dante）充滿了戲劇性與神秘感，人物的表情和姿態強調內心的情感衝突，而畫面的構圖和光影營造出深刻的心理氛圍。他在這些作品中展示了對文學和哲學的深刻理解，將情感與思想融入到繪畫之中。
德拉克洛瓦的創作風格對19世紀的歐洲藝術產生了重要影響，他的大膽用色和自由筆觸啟發了印象派畫家如馬奈（Édouard Manet）和莫內（Claude Monet），而他對情感表現的追求也影響了象徵主義與表現主義的發展。他在生前被譽為浪漫主義的旗手，並在藝術史中確立了重要地位。他的作品不僅是浪漫主義精神的體現，也是對藝術表達自由與情感深度的追求。
歐仁·德拉克洛瓦(EugèneDelacroix)(1798–1863)在沙龍取得了巨大成功，作品包括但丁的巴克(1822)，希俄斯大屠殺(1824)和薩達納帕盧斯之死(1827)。德拉克洛瓦的《自由領導人民》(1830年)和《美杜莎》仍然是法國浪漫主義繪畫最著名的作品之一。這兩件作品都反映了時事，並吸引了公眾的情緒。
自由領導人民，德拉克洛瓦(Delacroix)，1830年：尤金·德拉克洛瓦(Eugene Delacroix)的歷史繪畫是浪漫主義時期的縮影。
戈雅
弗朗西斯科·戈雅（Francisco Goya, 1746–1828）是西班牙18世紀晚期至19世紀初的重要畫家與版畫家，被譽為現代藝術的先驅。他的藝術生涯跨越了洛可可、新古典主義和浪漫主義三個時期，但戈雅的創作風格難以完全歸類於任何單一流派。他的作品以強烈的情感、深刻的社會批判和對人性的洞察著稱，反映了當時西班牙社會的動盪與變革。
戈雅出生於西班牙薩拉戈薩附近的小鎮富恩德托多斯（Fuendetodos），一個普通的工匠家庭。少年時期，他在薩拉戈薩的藝術畫派接受繪畫訓練，後來前往馬德里，師從新古典主義畫家弗朗西斯科·巴耶烏（Francisco Bayeu），這段學習經歷為他進入宮廷奠定了基礎。戈雅早期的作品以宗教題材和洛可可風格的掛毯草稿為主，他的色彩運用華麗明亮，構圖和諧，顯示出對宮廷貴族生活的歌頌。
戈雅於1775年受聘為西班牙王室掛毯工坊的設計師，為馬德里王宮創作了一系列掛毯草稿，這些作品描繪了田園風光和日常生活場景，如《風箏》（The Kite）和《葡萄收穫》（The Grape Harvest）。這些作品風格輕鬆愉快，色彩柔和，體現了當時洛可可藝術的特徵，但戈雅逐漸展現出對現實的關注，畫中人物的動作和表情富有生氣，暗示了他對普通民眾生活的興趣。
戈雅在1786年被任命為查理三世的宮廷畫家，這標誌著他藝術生涯的重要轉折點。他開始為王室成員和貴族創作正式肖像，如《查理四世全家》（The Family of Charles IV），這幅畫展現了王室的權威與富麗，但同時又暗含一種微妙的批判意味。戈雅以不加修飾的方式描繪了王室成員的真實面貌，人物的神態和表情帶有一種冷靜的距離感，反映出他對權力和社會階層的不懷好意。
18世紀末，戈雅罹患一場重病，導致他聽力永久喪失，這一事件對他的藝術風格產生了深遠影響。他的作品逐漸轉向黑暗與內省，主題更加關注人性深處的矛盾與痛苦。他的版畫系列《幻想與狂想》（Los Caprichos）是他這一時期的重要作品之一，內容包含了對宗教虛偽、貴族腐敗和社會不公的尖銳批評。例如，《理性沉睡，夢魘叢生》（The Sleep of Reason Produces Monsters）以詩意的象徵手法揭示了人類理性的缺失所帶來的恐懼與混亂。
戈雅最具震撼力的作品之一是他的《5月3日的槍殺》（The Third of May 1808），這幅畫描繪了法國軍隊在西班牙半島戰爭期間屠殺馬德里平民的場景。畫面中心是一位高舉雙臂的西班牙男子，他的姿態和表情充滿了悲劇性，而背後的群眾則在恐懼與絕望中等待命運的審判。戈雅運用了強烈的光影對比和鮮明的色彩對比，突出人物的情感張力，同時以簡化的構圖表現出暴力的荒謬與冷酷。
晚年的戈雅因政治和社會環境的壓迫以及個人健康的惡化，作品更加陰鬱與狂放。他的《黑畫》（Black Paintings）系列創作於他位於馬德里的郊居「聾人之家」（Quinta del Sordo）時期，這些畫直接畫在牆壁上，內容充滿了神秘與不安。代表作品《薩圖恩吞食兒子》（Saturn Devouring His Son）描繪了希臘神話中克洛諾斯（Cronus）吞食自己子嗣的場景，畫面中神祇的眼神瘋狂，構圖極端而不協調，展現了戈雅對人性黑暗面的深刻洞察。
戈雅的藝術思想深受啟蒙運動影響，但他也對啟蒙理性主義的局限性持懷疑態度。他的作品充滿了對人類本性和社會矛盾的探討，既關注現實又具有高度的象徵性。他在創作中結合了寫實主義、浪漫主義和象徵主義的元素，形成了獨特的個人風格。戈雅不僅是西班牙藝術的巨匠，也對後來的象徵主義、超寫實主義以及現代藝術運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但是，在許多方面，他仍然堅持自己訓練的經典性和現實性。戈雅(Goya)比該時期的其他任何畫家都更能體現該畫家的感情和他個人的想像世界的浪漫表現。他還與許多浪漫主義畫家分享了一種更加自由的油漆處理方式，尤其是在筆觸和浮雕的新突顯中得到了強調，在新古典主義風格的壓制下，這種新趨勢往往會受到壓抑。戈雅的作品以其富有表現力的線條，色彩和筆法以及獨特的顛覆性評論而聞名。
戈雅(Goya)的波爾多擠奶女僕( ca. 1825年至1827年：儘管戈雅從事過多種工作，但他被公認為是浪漫主義時期最偉大的畫家。
德國浪漫主義
德國的浪漫主義藝術風格是18世紀末至19世紀中期歐洲浪漫主義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核心特徵是對情感、自然、宗教和民族精神的高度重視。與其他歐洲國家的浪漫主義相比，德國浪漫主義更為內省，帶有強烈的哲學與精神深度，與當時德國文化中的理想主義哲學以及對中世紀文化的重新探索緊密相連。
德國浪漫主義的興起與當時的哲學與文學運動密切相關，尤其是康德（Immanuel Kant）、謝林（Friedrich Schelling）和費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等哲學家的觀念對其產生了深刻影響。這些思想家提倡個體經驗、主觀感受以及人類與自然之間的聯繫，這些理念被德國浪漫主義藝術家用視覺形式呈現出來。此外，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的文學作品也深深影響了德國浪漫主義藝術，他們強調人類情感與自然的交融，這種詩意的觀點成為浪漫主義藝術的靈感源泉。
自然在德國浪漫主義藝術中占據中心地位，常被描繪為神秘而崇高的力量，既是人類情感的投射，也是宗教性啟示的來源。畫家卡斯帕·大衛·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是德國浪漫主義藝術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作品以孤寂的風景和深沉的情感著稱。例如，《霧海上的漫步者》（Wanderer above the Sea of Fog）描繪了一位背對觀者的男子站在山頂俯瞰雲海的場景。這幅畫作通過模糊的人物細節與遼闊的自然景觀形成對比，展現了人類在自然面前的渺小，同時傳達出一種哲學性的孤獨感與內省。
弗里德里希的另一部重要作品《修道院墓地》（Abbey in the Oakwood）通過殘破的哥特式教堂遺跡與陰鬱的天空描繪了死亡與靈魂永恆的主題。這幅畫展現了德國浪漫主義對宗教與神秘主義的關注，表達了一種對靈性與超越性的深刻追求。弗里德里希在畫中常以光影效果強調神秘氛圍，尤其是清晨或黃昏的場景，暗示自然與神聖之間的聯繫。
德國浪漫主義對歷史和民族主題也有著濃厚興趣，這與19世紀初期德國民族主義的興起密不可分。藝術家們重新審視中世紀的騎士精神、傳奇故事和哥特式建築，試圖通過這些元素喚醒民族記憶與文化自豪感。例如，菲利普·奧托·倫格（Philipp Otto Runge）是德國浪漫主義的另一位重要畫家，他的作品《早晨》（Morning）以象徵性的方式描繪了自然與靈性的融合。倫格對色彩的深入研究對浪漫主義和後來的象徵主義產生了重要影響。
除了繪畫，德國浪漫主義在建築、音樂和其他藝術形式中也有顯著表現。哥特式復興風格在德國浪漫主義建築中占有重要地位，例如科隆大教堂（Cologne Cathedral）的修復工作被視為浪漫主義對中世紀藝術的致敬。這些建築以尖塔、彩色玻璃和繁複的雕刻為特徵，表達了浪漫主義對神秘與靈性的追求。
音樂領域同樣是德國浪漫主義的重要部分，作曲家如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舒伯特（Franz Schubert）和舒曼（Robert Schumann）通過情感豐富的旋律和強烈的個人表達，將浪漫主義的理念帶入聲音世界。音樂中的情感張力與戲劇性與視覺藝術中的戲劇性構圖和光影處理形成了呼應。
德國浪漫主義的核心還在於對內心世界的探索，尤其是人類心理的矛盾與深度。畫家們常常通過象徵性圖像來表現夢境、恐懼和超自然現象，這些主題在後來的象徵主義與超寫實主義中得到了進一步發展。例如，弗里德里希的許多作品帶有一種幽暗與靜謐，讓觀者感受到畫面中的孤獨與沉思，這種深刻的情感表達成為德國浪漫主義的重要特徵。
德國浪漫主義不僅限於視覺藝術，其哲學性和靈性深度使其成為一場文化運動，影響了包括文學、音樂和建築在內的多個領域。藝術家和思想家試圖通過浪漫主義創作表達對自然、個體情感和民族精神的尊重與探討，這一風格在德國的歷史與文化中占據了獨特的位置。
與英國浪漫主義相比，德國浪漫主義發展得相對較晚，並且在早期與魏瑪古典主義(1772-1805)吻合。與英國浪漫主義的嚴肅性相比，德國浪漫主義的多樣性尤其重視機智，幽默和美麗。
早期的德國浪漫主義者在很大程度上試圖通過將中世紀視為融合文化的較簡單時期來努力創造藝術，哲學和科學的新合成，然而，德國浪漫主義者意識到了他們尋求的文化統一性的脆弱性。後期的德國浪漫主義強調日常生活與創造性天才的非理性和超自然投射之間的張力。德國浪漫主義傳統的主要畫家包括約瑟夫·安東·科赫，阿德里安·路德維希·里希特，奧托·萊因霍爾德·雅各比和菲利普·奧托·朗格。
菲利普·奧托· 朗格(Phillip Otto Runge)創作的《胡爾森貝克兒童》，布面油畫：朗格是德國著名的浪漫主義畫家。
浪漫主義時期的山水畫
浪漫主義時期的山水畫是18世紀末至19世紀中期歐洲藝術的重要表現形式之一，這一時期的畫家將自然視為情感與精神的象徵，以自然的壯麗、神秘和力量表達個人情感、哲學思考以及宗教情懷。浪漫主義山水畫不僅超越了對自然的寫實再現，更強調情感的投射和自然與人類關係的探索，展現了與新古典主義中對秩序與理性的追求截然不同的美學特徵。
浪漫主義山水畫強調自然的崇高感（sublime），試圖捕捉自然的壯麗與不可抗拒的力量，這種崇高感既激發敬畏，又引發對人類渺小的深刻反思。英國畫家約瑟夫·馬洛德·威廉·透納（J.M.W. Turner）是浪漫主義山水畫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作品以流動的光影和戲劇性的構圖著稱。例如，《奴隸船》（The Slave Ship）描繪了大海的狂暴與人類的無助，光線在畫面中起到了關鍵作用，營造出一種迷幻而壓倒性的氛圍，讓自然本身成為畫面的主角。透納的大量作品透過光線、色彩與動感表現自然的變化，從而強調自然的不確定性與其對人類心靈的影響。
德國畫家卡斯帕·大衛·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是浪漫主義山水畫的另一重要人物，他的作品以孤獨、冥想和靜謐的風景而聞名。例如，《霧海上的漫步者》（Wanderer above the Sea of Fog）描繪了一位站在山頂的男子，俯瞰著迷霧中的山巒與河流，畫面中的人物成為觀者的替身，引領人們進入一種哲學性的思考狀態。弗里德里希的作品經常通過遼闊的風景與小巧的人物形成對比，象徵人類在自然面前的渺小與孤獨。他的另一部作品《修道院墓地》（Abbey in the Oakwood）以荒涼的教堂遺跡與枯木描繪了死亡與靈魂永恆的主題，展示了浪漫主義山水畫對宗教與超自然的深刻關注。
浪漫主義山水畫也展現了畫家對自然的情感投射和個人經驗的表達。法國畫家席里柯（Théodore Géricault）和柯羅（Jean-Baptiste-Camille Corot）都在作品中結合了自然描繪與情感表達。席里柯的《梅杜莎之筏》（The Raft of the Medusa）雖然不是傳統的山水畫，但以大海為背景，展現了自然的殘酷與人類生存的鬥爭。柯羅的風景畫則以溫和的色調和優雅的構圖著稱，例如《羅馬郊外的回憶》（Memory of Mortefontaine）呈現了一幅寧靜的鄉村景色，透過柔和的光影表達了畫家的內心平和與對自然的深情。
浪漫主義山水畫對異域風情和未經人類開發的自然景觀也有極大的興趣。畫家們試圖通過探索異國他鄉的自然風景，表現自然的神秘與文化的多樣性。例如，德拉克洛瓦（Eugène Delacroix）在前往北非旅行後創作了一系列充滿異域情調的風景畫，這些作品展現了北非的沙漠、山嶺和鄉村場景，畫中充滿了活力與色彩，反映了浪漫主義對未知世界的好奇與迷戀。
浪漫主義山水畫的另一個顯著特徵是對光影和色彩的創新運用。畫家們擺脫了新古典主義中嚴格的色彩限制，通過自由的筆觸和對比鮮明的色調，營造出戲劇化的視覺效果。透納的光影處理和弗里德里希的柔和色彩成為浪漫主義山水畫的標誌。這種創新影響了後來的印象派和象徵主義，為現代藝術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浪漫主義山水畫不僅關注自然本身，還融入了人文主義的思考和精神性的探索。畫家們通過自然景觀表達了對人類存在的思考以及對超越現實的追求，這使得浪漫主義山水畫成為一種富有哲學意義的藝術形式。這些作品既展現了自然的美麗與力量，也揭示了人類情感與自然之間的複雜關係，在歐洲藝術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荷蘭和英國山水畫
山水畫描繪了自然風光，例如山脈，山谷，樹木，河流和森林，其中主要主題通常是寬闊的視野，元素被排列成連貫的構圖。在17世紀荷蘭繪畫的黃金時代，這種繪畫的流行度大大提高，許多藝術家都從事這種類型的繪畫。特別是，這個時代的畫家以發展極其微妙的寫實主義的光線和天氣描繪技術而聞名。在此期間，山水畫在該地區的普及部分反映了荷蘭當時是加爾文主義社會的宗教藝術的虛擬消失。在18世紀和19世紀，宗教繪畫在整個歐洲逐漸衰落，浪漫主義運動得以傳播，
在英格蘭，風景最初只是作為肖像的背景畫的，通常是描繪土地所有者的公園或莊園。安東尼·範·戴克(Anthony van Dyck)與其他居住在英格蘭的佛蘭德藝術家一起，開始了民族傳統，從而改變了這種狀況。在18世紀，水彩畫(主要是風景畫)成為英國的特色。美國既有活躍的這類專業作品市場，也有大量的業餘畫家。到19世紀初，最受尊敬的英國藝術家全都是敬業的景觀美化家，包括約翰·康斯特勃，約翰·特納和塞繆爾·帕爾默。
安東尼·範·戴克
安東尼·範·戴克（Anthony van Dyck, 1599–1641）是佛蘭德斯巴洛克藝術的重要代表之一，以其精緻的肖像畫風格聞名。他的作品結合了魯本斯（Peter Paul Rubens）的壯麗氣勢和意大利文藝復興的優雅氣質，特別在英國宮廷期間，他為王室和貴族創作了一系列充滿貴氣與魅力的肖像，對英國肖像畫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範·戴克出生於佛蘭德斯的安特衛普，父親是絲織品商人，他自幼顯露出繪畫天賦，十歲時即被送入畫家亨德里克·范·巴倫（Hendrick van Balen）的工作室學習。1618年，僅19歲的範·戴克就成為安特衛普畫家協會的正式會員，這表明他在藝術技法上的早熟與才華。隨後，他進入魯本斯的工作室，擔任首席助手，參與了一系列大型宗教與歷史畫的創作。在魯本斯的指導下，範·戴克學到了色彩運用的豐富技巧以及對戲劇性構圖的掌握，這對他後來的創作影響深遠。
1621年，範·戴克前往意大利進行深造，在這裡他受到威尼斯畫派如提香（Titian）、委羅內塞（Veronese）和丁托列托（Tintoretto）的作品啟發，尤其是提香對光線和色彩的運用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範·戴克在意大利期間主要活躍於熱那亞，他為當地貴族創作了大量肖像畫，這些作品展現了優雅的構圖、柔和的色彩以及對服裝與面部細節的細膩刻畫。例如，《熱那亞貴族的肖像》（Portrait of a Genoese Noblewoman）以精緻的服裝紋理和柔美的面容表現了貴族的優雅與尊貴，同時強調了人物的高貴身份。
1627年，範·戴克回到安特衛普，創作了一系列宗教題材作品，這些畫作繼承了巴洛克風格的戲劇性與情感張力。例如，《十字架上的基督》（Christ on the Cross）以濃烈的光影對比和動感的構圖表現出基督受難時的痛苦與崇高，畫面中的人物姿態和表情極具感染力，展現了範·戴克對宗教情感的深刻理解。
1632年，範·戴克受查理一世（Charles I）的邀請前往英國，成為王室的宮廷畫家，這是他藝術生涯的巔峰時期。在英國，他為王室和貴族創作了大量肖像畫，塑造了一種帶有理想化特質的貴族形象。例如，《查理一世騎馬像》（Equestrian Portrait of Charles I）是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畫中查理一世身穿華麗的盔甲，坐在高大的戰馬上，表現出威嚴與王者的自信。同時，畫作背景中的遼闊風景和柔和的光影增添了畫面的詩意與浪漫氛圍。範·戴克在肖像畫中運用了意大利畫派的優雅與柔美，融合佛蘭德斯藝術的細膩筆觸，創造出具有獨特魅力的肖像風格。
範·戴克的肖像畫不僅注重人物的外貌與身份特徵，更強調人物內在氣質的表現。他常通過細膩的面部表情和優雅的姿態來刻畫人物的性格，並在構圖中加入巧妙的手勢和姿勢，營造出動感與生氣。例如，《三位查理一世肖像》（Triple Portrait of Charles I）是一幅別具特色的作品，畫中查理一世以正面、側面和斜側面三個角度呈現，這不僅展現了國王的尊貴氣質，也為雕刻師製作半身像提供了多角度的參考。
範·戴克的創作理念深受人文主義思想影響，他認為繪畫應該超越純粹的寫實，表現出人物的精神世界與文化修養。他的作品中充滿了對人性與美的細膩觀察，無論是宗教畫還是肖像畫，都展現了一種優雅、溫暖且充滿詩意的風格。這種風格在英國畫壇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尤其對後來的英國肖像畫家如托馬斯·蓋恩斯伯勒（Thomas Gainsborough）和約書亞·雷諾茲（Joshua Reynolds）影響巨大。
範·戴克短暫的一生充滿了創作的熱情與才華，他的作品結合了佛蘭德斯和意大利藝術的精髓，既富有巴洛克風格的戲劇性，又展現出對人物氣質與情感的深刻把握，成為歐洲肖像畫發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約翰·康斯特勃(John Constable)的干草堆，1821年：康斯特勃是著名的英國浪漫主義畫家。
法國山水畫
法國畫家對風景的興趣較慢，但1824年，巴黎沙龍展出了約翰·康斯特勃(John Constable)的作品，他是一位非常有才華的英國風景畫家。他的鄉村風光影響了當時的一些年輕法國藝術家，使他們放棄了形式主義，直接從大自然中汲取靈感。在1848年的革命中，藝術家們聚集在巴比松，跟隨Constable的想法，使自然成為繪畫的主題。他們成立了所謂的巴比松畫派。
在1860年代後期，Barbizon畫家吸引了年輕的法國藝術家在巴黎學習的注意。克勞德·莫奈(Claude Monet)，皮埃爾·奧古斯特·雷諾阿(Pierre-Auguste Renoir)，阿爾弗雷德·西斯利(Alfred Sisley)和弗雷德里克·巴齊耶(FrédéricBazille)等人練習了普林式噴漆，並發展了後來被稱為印象派的極具影響力的運動。
正如約翰·魯斯金(John Ruskin)指出的那樣，在歐洲，肯尼思·克拉克(Kenneth Clark)爵士證實，山水畫是“ 19世紀的首席藝術創作”和“主導藝術”。結果，在隨後的時代，人們變得“普遍地認為欣賞自然之美和山水畫是我們精神活動的正常和持久的一部分”。
山水畫中的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與17世紀荷蘭風光的流行有關，在19世紀，其他國家(如英國和法國)試圖發展自己的民族畫派。參與這些運動的畫家經常試圖表達自己家園景觀的獨特性質。
哈德遜河畫派
在美國，類似的運動被稱為哈德遜河畫派(Hudson River School)，該運動在19世紀出現，並迅速成為全球最有特色的景觀作品供應商之一。在這一運動中，美國畫家創作了龐然大物，試圖捕捉史詩般的規模和激發他們靈感的景觀範圍。畫派公認的創始人托馬斯·科爾的作品似乎源於與歐洲風景畫家相似的哲學立場。兩者都從世俗信仰的立場上倡導了從自然中獲得的精神利益。後來哈德遜河畫派的一些藝術家，例如阿爾伯特·比爾施塔特(Albert Bierstadt)，創作的舒適性降低了，但更加強調了自然的原始，可怕的力量(大量浪漫主義的誇張)。
牛弓，托馬斯·科爾(Thomas Cole)，1836年：托馬斯·科爾(Thomas Cole)是開創性的哈德遜畫派(Hudson School)的創始成員，該畫派是19世紀美國最具影響力的風景藝術運動。
哥特式復興藝術
哥特式復興運動最初是始於1740年代英國的建築運動。這種風格也被稱為維多利亞哥特式和新哥特式，旨在復興中世紀的形式，就像新古典主義風格旨在復興古典藝術。在18世紀，中世紀哥特式建築的廢墟在建築的整體歷史中被相對忽視之後開始受到新的重視。一些批評家認為，對一個迷人的，缺乏理性的世界懷有某種懷舊之情，這種世界與中世紀天主教的迷信有關。
在哥特式復興的中心英格蘭，該運動與哲學趨勢交織在一起，這種哲學趨勢與基督教傳統的復興有關，以響應宗教不遵從主義的發展。最終，哥特式風格在19世紀第三季度盛行。18世紀的新古典主義風格與“激進”和自由主義觀點相關聯，而哥特式復興則與“傳統”敏感性相關聯，例如保守主義和君主制。隨著工業化的發展，對使用機械和工廠生產的反應越來越強烈。中世紀主義的支持者批評工業社會，認為前工業模式是黃金時代。
與19世紀英格蘭新哥特式風格的崛起並駕齊驅，人們的興趣迅速擴散到歐洲，澳大利亞，南非和美洲。實際上，建於19世紀和20世紀的哥特復興式建築和木匠哥特式建築的數量可能超過了哥特式原始時代建造的地道哥特式建築的數量。哥特復興式風格的特徵是其石頭和磚塊結構，其中許多是本質上具有宗教色彩的建築，以及沉重的裝飾。哥特式建築風格的最基本元素是尖拱。在哥特式建築中，支撐拱門的柱子較小，一直延伸到屋頂，在那裡成為拱頂的一部分。在拱頂中，可以從三個維度看到尖拱，拱形拱頂在每個隔間的天花板中央相遇。肋狀拱頂是哥特式建築的另一個特色。細長的柱子和較輕的推力系統允許在哥特式結構中使用更大的窗戶和更多的光線。窗戶，窗飾，雕刻和肋骨構成了令人眼花decoration亂的裝飾展示，幾乎每個表面都裝飾有各種形狀和圖案。哥特式復興式小屋和較小的建築也變得很流行，被稱為“木匠哥特式”。這些結構是通過使用哥特式元素(例如尖拱和陡峭的山牆)來定義的。肋骨構成了令人迷惑的裝飾展示，幾乎每個表面都裝飾有大量的形狀和圖案。哥特式復興式小屋和較小的建築也變得很流行，被稱為“木匠哥特式”。這些結構是通過使用哥特式元素(例如尖拱和陡峭的山牆)來定義的。肋骨構成了令人迷惑的裝飾展示，幾乎每個表面都裝飾有大量的形狀和圖案。哥特式復興式小屋和較小的建築也變得很流行，被稱為“木匠哥特式”。這些結構是通過使用哥特式元素(例如尖拱和陡峭的山牆)來定義的。
AWN Pugin是一位傑出的建築師，設計師，藝術家和評論家，他深深地參與了哥特復興。在威斯敏斯特宮的室內設計中可以看到他的作品的高度。他的職業生涯中，普金的設計在英國許多教堂和發表了一系列題為建築圖紙卷的哥特式建築的例子和哥特式建築標本是留在印刷和者為哥特式復興的標準，為下個世紀。
威斯敏斯特宮的外觀：AWN Pugin設計了威斯敏斯特宮，並且是一位建築師，設計師，藝術家和評論家，深入參與了哥特復興。
哥特式復興得到了中世紀主義的支持，中世紀主義起源於古物學家對生存(從早期延續的實踐)和好奇心(獨特或不尋常的物體)的關注。隨著工業化的發展，對機器生產和工廠產生了反應。風景如畫的支持者，例如托馬斯·卡萊爾(Thomas Carlyle)和奧古斯都·普金(Augustus Pugin)，對工業社會持批判性看法，並將工業化前的中世紀社會描繪為黃金時代。對於普金人而言，哥特式建築注入了基督教價值觀，這些價值觀已被古典主義所取代，並已被工業化破壞。
帝國風格藝術
拿破崙的藝術
拿破崙·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 1769–1821）在歐洲歷史上的影響不僅體現在政治與軍事領域，他的形象與事蹟同樣深刻地塑造了19世紀初期的藝術創作。拿破崙在任期間，藝術被用作宣傳工具，以加強其作為法國帝國統治者的權威與正統性。藝術家通過繪畫、雕塑與建築的創作，將拿破崙塑造成一位英雄、國家守護者和文化象徵，這些作品不僅記錄了他的歷史，也反映了當時新古典主義與浪漫主義的美學潮流。
拿破崙時期的藝術深受新古典主義影響，這一風格以恢復古希臘與古羅馬的形式美學為核心，強調秩序、理性與崇高感。新古典主義的藝術形式成為拿破崙塑造形象的重要工具，他試圖通過與古典英雄相提並論來彰顯自己的歷史地位。雅克-路易·大衛（Jacques-Louis David）是拿破崙最重要的宮廷畫家，他的作品塑造了拿破崙的英雄形象，將其提升至神話般的高度。例如，《拿破崙越過阿爾卑斯山》（Napoleon Crossing the Alps）描繪了拿破崙騎在馬背上，充滿自信地指引著部隊越過險峻的山脈。大衛使用誇張的動作、鮮明的光影和壯麗的背景，突出了拿破崙作為民族領袖和征服者的英雄氣概。
拿破崙對藝術的支持也體現在雕塑創作中，他認為雕塑是塑造權威與永恆形象的理想媒介。安東尼奧·卡諾瓦（Antonio Canova）為拿破崙創作了多件雕塑，其中《拿破崙作為戰神瑪爾斯》（Napoleon as Mars the Peacemaker）是一件著名的作品。這尊雕像將拿破崙描繪成古典神話中的戰神，赤裸的身軀象徵力量與完美，手持和平象徵的權杖與橄欖枝，試圖將其形象與神聖權威聯繫在一起。這件作品彰顯了拿破崙在藝術中刻意塑造的雙重身份：既是無敵的軍事領袖，又是和平的締造者。
建築方面，拿破崙推動了一系列新古典主義風格的公共建築與紀念性設施，以強化帝國的文化與政治影響。例如，巴黎的旺多姆柱（Colonne Vendôme）是一座以羅馬皇帝為靈感的紀念柱，紀錄了拿破崙在奧斯特利茨戰役（Battle of Austerlitz）的勝利。整座柱體由繳獲的敵軍火炮熔鑄而成，上面刻滿浮雕，描繪拿破崙軍隊的勝利場景。此類建築既是軍事勝利的象徵，也是法國國家榮耀的具體表現。
與此同時，拿破崙的藝術也展現出浪漫主義的特徵，尤其是在後期以英雄主義與戲劇性為主題的作品中。浪漫主義的藝術家將拿破崙視為一位充滿激情與戲劇性的人物，他的傳奇故事和悲劇命運成為藝術創作的靈感來源。德拉克洛瓦（Eugène Delacroix）和戈雅（Francisco Goya）等藝術家在作品中以浪漫化的手法描繪了拿破崙相關的歷史事件，突出了其人性的一面。例如，德拉克洛瓦的《阿爾及利亞婦女》（Women of Algiers）儘管與拿破崙無直接關係，但受到了拿破崙軍事遠征東方的啟發，體現了浪漫主義對異域情調與英雄主題的興趣。
拿破崙對藝術的影響還體現在他對藝術收藏與文化建設的重視。他下令掠奪歐洲各地的藝術品，將其集中於巴黎，為盧浮宮（Louvre）奠定了作為世界級博物館的基礎。這些藝術品的集中展示不僅鞏固了法國在文化上的領導地位，也為藝術創作提供了豐富的資源和靈感。
拿破崙的藝術既是一種自我宣傳的工具，也是他試圖通過文化塑造來鞏固帝國的策略。他所支持的新古典主義藝術不僅塑造了他作為征服者和統治者的形象，也為後來的浪漫主義藝術家提供了豐富的創作題材和歷史背景。在拿破崙的影響下，藝術成為一種政治與文化的象徵，為法國乃至歐洲的藝術發展留下了深刻的印記。
帝國風格被許多人認為是新古典主義的第二階段，它是19世紀初期的建築，家具和裝飾藝術設計運動，一直持續到1830年左右。該風格起源於拿破崙一世在第一法國的統治期間。帝國並旨在理想化拿破崙的法國國家。
帝國風格發展和完善了前一時期的督托風格，其目的是對古羅馬共和國的美德進行簡單而優雅的喚起。帝國風格的建築是建立在羅馬帝國及其許多考古寶藏的基礎上的，這些寶藏始於18世紀。這種風格被認為具有“解放”和“開明”的建築風格，就像拿破崙通過其《拿破崙法典》“解放”了歐洲人民一樣。建築設計的靈感主要來自從古希臘和羅馬帝國借來的符號和裝飾品。建築物通常具有簡單的木構架和類似箱形的結構，飾以昂貴的紅木飾面，該紅木是從新收購的殖民地進口的。
拿破崙失去政權後，帝國風格在幾十年的時間裡一直受到人們的青睞，並進行了少量修改。法國最著名的帝國風格建築是宏偉的新古典主義凱旋門du Carrousel，旺多姆專欄和La Madeleine，它們是在巴黎建造的以模仿羅馬帝國的建築。
瑪德琳(Madeleine)：巴黎的瑪格琳(Églisede la Madeleine)，是拿破崙的大軍團榮耀的一座聖殿。這種結構在模仿古希臘羅馬外觀時反映了帝國的建築風格，尤其是在廣泛使用希臘圓柱的情況下。
在拿破崙繪畫中，主題經常圍繞著軍事和拿破崙戰役的榮耀而展開。戰鬥油畫越來越多地用於大型公共建築，並且其尺寸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大。格羅斯男爵主要描繪了拿破崙的榮耀和他的勝利，但他1808年創作的《艾洛戰役》卻並沒有忽略死者和受傷者在冰凍戰場上的痛苦。相比之下，戈雅的大型畫作《 1808年5月2日和1808年5月3日》則強調了法國半島在西班牙半島戰爭期間的殘暴行徑。
巴塔耶·阿布庫吉(Bataille d´Aboukir)，1799年1 月25日，朱諾(Ajuinet)，作者：帝國主義繪畫代表安托萬·讓·格羅斯(Antoine-Jean Gros)，描繪了戰場上的拿破崙是征服者。
帝國風格
帝國風格以拿破崙·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監督的第一帝國的名字命名，它是裝飾藝術和視覺藝術的19世紀早期設計運動，在領事館和第一法蘭西帝國時期盛行於1800年至1815年之間。這一時期的藝術形式反映了拿破崙渴望以羅馬帝國的形象重塑法國。這種風格在政治上與德語地區的比德邁風格，美國的聯邦風格和英國的攝政風格相對應。
拉瑪德琳
帝國風格的建築以羅馬帝國及其眾多考古寶藏為基礎，這些古蹟從18世紀開始重新發現。這種風格被認為具有“解放”和“開明”的建築風格，就像拿破崙通過他的《拿破崙法典》“解放”了歐洲人民一樣。這種象徵主義的一個例子是巴黎的聖瑪麗·馬德琳教堂(聖瑪麗·抹大拉教堂)。儘管這座建築是教堂，但它更像是一座古典神廟，結合了古希臘(民主和西方哲學的起源)和羅馬(共和國轉變成帝國)的元素。它以目前的形式設計，是拿破崙軍隊榮耀的聖殿。
皮埃爾·亞歷山大·維尼翁(Pierre-Alexandre Vignon)。L'ÉgliseSainte-Marie Madeleine(1807–28)：這座拿破崙軍隊的廟宇融合了古希臘和羅馬神廟的元素。
旺多姆柱
旺多姆柱位於巴黎旺多姆廣場，始建於1806年，沿拿破崙的指揮，於1810年竣工。它以圖拉真柱為原型，以慶祝奧斯特里茨的勝利。然而，在圖拉真柱由大理石雕刻而成的同時，旺多姆柱的飾面則由425根螺旋浮雕的青銅板組成，這些青銅板是從歐洲聯合部隊手中取下的加農炮製成的。柱頂上放著一頂光頭的拿破崙雕像，冠上桂冠，右手拿著劍，左手拿著勝利雕像的地球儀。
Pierre-Nolasque Bergeret。旺多姆專欄。(1806年)：在貝吉爾設計圓柱時，讓·約瑟夫·富古，路易·西蒙·博伊佐特，弗朗索瓦·約瑟夫·博西奧，洛倫佐·巴托利尼，克勞德·拉米，弗朗索瓦·魯德，科貝特，克洛迪翁和亨利·約瑟夫·魯克西爾(Henri-Joseph Ruxthiel)對其進行了執行。
拿破崙的寶座
拿破崙的寶座上，他坐在讓·奧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爾(Jean Auguste Dominique Ingres)著名的畫像中，由藍色的墊子和鍍金的象牙球扶手組成。月桂樹冠環繞王座臂上的N，是羅馬帝國勝利的象徵。
拿破崙王座：圓形的後背，華麗的裝飾以及皇帝的第一個以月桂樹冠環繞的首字母相結合，將這件家具變成了宣傳的對象。
從畫像中可以看到，圓形的後背像光環或太陽光線一樣框住了皇帝的頭，讓人想起揚·凡·艾克的《根特 祭壇》(位於盧浮宮中)描繪父親之神的部分。
吉恩·奧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爾(Jean Auguste Dominique Ingres)的《拿破崙一世》(1806年)：拿破崙寶座的鍍金飾面環繞著皇帝的頭。
學院派美術
學院派建築(Beaux-Arts)
學院派建築（Beaux-Arts Architecture）是一種起源於法國的建築風格，盛行於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尤其是在歐洲和美國影響深遠。其名稱來自法國巴黎的法國美術學院（École des Beaux-Arts），這所學校是學院派建築理念的核心推廣者。學院派建築以其對古典建築形式的精確模仿和創新融合著稱，強調對稱、宏偉和精緻的裝飾，並結合了文藝復興和巴洛克建築的元素。這種風格被廣泛應用於公共建築、紀念碑、大型住宅和交通設施，成為當時國家威望與都市現代化的重要象徵。
學院派建築強調形式上的秩序與對稱，其設計以古典建築的原則為基礎，遵循嚴謹的比例和幾何構圖。建築的外觀常以三段式佈局為特徵：基座部分通常厚重且穩定，中間主體部分則高大而華麗，而頂部則由突出屋檐或穹頂結尾，展現建築的垂直層次感。這種形式化的設計方法體現了對古希臘和古羅馬建築的深刻影響，但學院派建築並非簡單模仿古典，而是在此基礎上融入了更豐富的裝飾細節。
裝飾性是學院派建築的重要特徵之一。建築外立面經常使用雕刻、浮雕、柱式、拱券和三角楣飾（pediment）等古典元素，這些裝飾常以花卉、幾何圖案和人物雕像為主題，展現了高超的工藝技術。巴洛克和洛可可風格的細緻裝飾也被融入學院派建築，特別是在門窗框架、欄杆和柱頂的設計中，增添了建築的華麗感。例如，巴黎的奧賽火車站（現為奧賽博物館，Musée d’Orsay）是一個典型的學院派建築，外立面結合了對稱的構圖與精美的雕刻細節，充分展現了學院派建築的裝飾特色。
學院派建築的另一個顯著特徵是其對空間規劃的重視，特別是對公共空間和建築功能的精確劃分。在大規模的建築項目中，學院派建築強調清晰的交通動線和功能區域的分布，這在博物館、車站和政府建築中尤為明顯。例如，紐約的中央車站（Grand Central Terminal）不僅是一座學院派建築的典範，其內部空間的規劃也展現了對功能與美學的完美結合。車站的宏偉大廳以拱形天花板和華麗的裝飾為特色，而其內部動線則合理分配，滿足大量旅客的流動需求。
學院派建築不僅強調外觀的華麗，還追求結構的穩定性和技術創新。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工業革命為建築材料與技術帶來了革命性變化，鋼材、混凝土和玻璃的使用使得建築設計更加靈活。學院派建築師善於將這些新材料與傳統建築元素相結合，創造出既具現代感又不失古典美的建築作品。例如，巴黎的亞歷山大三世橋（Pont Alexandre III）結合了鋼結構的現代技術與學院派的華麗裝飾，成為這一風格的代表之作。
學院派建築的教育理念強調實踐與理論的結合，學生需從經典建築的繪圖學習開始，然後通過設計競賽逐步提高設計能力。這種嚴格的學術訓練使得學院派建築師擁有扎實的古典設計基礎，同時也具備靈活應用新技術的能力。因此，學院派建築在20世紀初成為國際建築界的主流風格，尤其在北美地區的影響尤為深遠。
在美國，學院派建築被廣泛應用於城市規劃和公共建築，形成所謂的「美國文藝復興」（American Renaissance）。例如，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的聯邦建築群，如國會圖書館（Library of Congress）和林肯紀念堂（Lincoln Memorial），都體現了學院派建築的宏偉氣質與文化意涵。這些建築不僅是政府權威的象徵，也是城市現代化的標誌。
學院派建築對20世紀建築設計產生了深遠影響，儘管隨著現代主義的興起，其裝飾性風格逐漸被簡約的功能主義取代，但其對建築比例、秩序和空間規劃的重視，仍然為現代建築設計提供了重要的參考。這一風格以其華麗的形式與實用的功能，為城市建設與文化遺產留下了豐富的建築遺跡，成為建築史上的一個重要篇章。
Beaux-Arts建築表達了巴黎高等美術學院教授的學術新古典主義建築風格。“美術”描述了在學術權威的指導下兩個多世紀的建築風格：首先是皇家皇家建築學院(1671-1793)，然後是法國大革命之後，美術學院的建築部分。產生美術學院建築風格的教學風格一直持續到1968年。在法國以外，美術學院風格受到了廣泛的影響，包括在1880-1920年間對美國建築的影響。
Beaux-Arts的學術培訓強調了帝國羅馬建築，義大利文藝復興以及法國和義大利巴洛克風格的主流例子。Beaux-Arts培訓充分利用了agrafs(將一個建築細節鏈接到另一個建築的clasps)，形式的互穿以及“說話的建築”(architecture parlante)，在其中可以將像徵主義的適當性帶到字面意思的極端。Beaux-Arts培訓還強調了快速概念草圖的製作，高度完成的透視圖的製作，對程序的密切關注以及知識淵博的細節。站點考慮傾向於社會和城市環境。所有接受培訓的建築師都經過了必不可少的階段，包括研究古董模型，構造analos，分析複製希臘或羅馬模型，
Beaux-Arts的建築依靠雕塑風格的裝飾和保守的現代線條，採用法國和義大利的巴洛克和洛可可式的配方，並結合了印象派的裝飾和真實感。略微超比例的細節，大膽的雕塑支撐台，豐富的深簷口，贓物和奢華的雕塑作品，都以美術風格盛行，如巴黎歌劇院所展示的那樣。
卡尼爾歌劇院(Opera Garnier)：卡尼爾宮(1861-75)是Beaux Arts風格的典範。
儘管Beaux-Arts風格體現了在宏大傳統中而不是一組主題上的一種再生精神的方法，但Beaux-Arts建築的主要特徵包括：質樸且凸起的第一層故事，空間的層次結構(來自“高貴的空間” —宏偉的入口和樓梯-實用主義的)拱形的窗戶，拱形和淺色的門，古典的細節，對歷史主義風格的綜合指稱以及折衷主義的傾向。雕像，雕塑(包括浮雕板，人物雕塑，雕塑群)，壁畫，馬賽克和其他藝術品，在主題上都得到了協調，以斷言該建築在Beaux-Arts建築中的身份。經過幾個世紀的建築畫派和培訓過程的統治，
戴安娜(Diana)和波莫納(Pomona)：女神波莫納(Pomona)(左)和戴安娜(Diana)(右)共同裝飾了半島酒店的入口，佔據了紐約第五大道和第55街的美術建築。在這裡，波莫納(果園女神)帶有聚寶盆。在其他圖片中，她代表攜帶一盤水果。戴安娜(Diana)，作為狩獵女神，帶著她通常的弓箭。請注意姿勢的自然主義和石製品的帶槽仿古。
學院派繪畫與雕塑
學院派繪畫是19世紀歐洲藝術中一種深受法國美術學院（École des Beaux-Arts）影響的風格，強調古典傳統與精緻技巧的結合。學院派藝術的核心理念源自文藝復興和新古典主義，注重技法的嚴謹與對古典美學的繼承，同時結合戲劇性與浪漫主義的表現手法。這一風格在19世紀的藝術教育和創作中占據了主導地位，特別是在法國的官方沙龍展（Salon）中，學院派作品代表了當時主流的藝術標準。
學院派繪畫具有鮮明的特徵，其題材多取自古希臘和古羅馬神話、歷史故事、宗教場景以及文學作品。畫面以嚴謹的構圖和精確的線條為基礎，注重細節的描繪和層次感的營造。人物的塑造往往具有理想化的美感，比例精確，姿態優雅，並帶有崇高的道德寓意。色彩方面，學院派繪畫喜愛使用柔和且和諧的色調，以突顯畫面的莊重與精緻。例如，亞歷山大·卡巴內爾（Alexandre Cabanel）的《維納斯的誕生》（The Birth of Venus）以古希臘神話為題材，描繪了維納斯從海中誕生的場景。畫中人物形體完美，肌膚細膩如玉，柔和的光影突顯出維納斯的神聖與美麗，這幅畫成為學院派繪畫的經典之作。
除了神話和歷史題材，學院派繪畫也廣泛涉足肖像畫和風俗畫，這些作品通常注重對人物的細膩描繪以及對服飾、背景的精緻表現。例如，讓-雷昂·傑羅姆（Jean-Léon Gérôme）是學院派的重要代表，他的作品融合了古典主義的嚴謹與浪漫主義的感性，如《凱撒大帝與羅馬元老院》（Ave Caesar! Morituri te Salutant）展現了古羅馬角鬥場的壯觀景象，畫面充滿戲劇性與歷史感，同時人物的動態和細節刻畫極為逼真，體現了學院派的精湛技藝。
學院派雕塑則延續了新古典主義的傳統，強調形體的優美與結構的平衡，題材多以神話、歷史或宗教為主。雕塑作品講究材質的精緻處理，特別是在大理石和青銅的運用上，力求表現出人體肌膚的質感與細膩的動態。雕塑家安東尼·卡諾瓦（Antonio Canova）雖然屬於新古典主義，但對學院派影響深遠，他的作品如《普賽克與丘比特》（Psyche Revived by Cupid's Kiss）展現了浪漫與柔美的結合，對學院派雕塑的情感表達提供了範例。
學院派雕塑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奧古斯特·羅丹（Auguste Rodin），儘管他的作品後來突破了學院派的傳統，但早期的創作仍帶有學院派風格的痕跡。例如，《青銅時代》（The Age of Bronze）是一件展現男性裸體的雕塑，人物的動態與肌肉線條精確而生動，展現了學院派雕塑的高超技藝與對人體美學的執著。
學院派藝術在公共雕塑中也表現突出，特別是紀念性雕塑和裝飾性雕塑。這些作品常用於城市空間的美化和歷史人物的紀念。例如，法國巴黎的萬神殿（Panthéon）外牆上的雕塑群展示了學院派的典型風格，人物形象莊重而富有表情，線條清晰流暢，充分體現了學院派雕塑的典雅與崇高。
學院派藝術的另一重要特徵是對「技法」的極端重視，學生在學院內接受嚴格的古典訓練，從素描、人體解剖到色彩運用，都需要達到極高的標準。這種學術化的藝術訓練使得學院派作品在技術層面具有無可挑剔的水準，但也因此被批評為過於追求形式上的完美而忽略情感的自然流露。
19世紀後期，隨著印象派和現代藝術的興起，學院派藝術逐漸受到挑戰，特別是因為其過於注重傳統和規範的創作方式被視為缺乏革新。然而，學院派繪畫與雕塑對藝術教育的深遠影響不容忽視，其對技法和美學的高度要求成為許多藝術家的基礎訓練，同時也為後來的藝術風格提供了豐富的參考。學院派作品的精緻與優雅，至今仍為人們所讚賞，並在藝術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學院派藝術是在歐洲藝術學院的影響下產生的繪畫和雕塑風格。更具體地說，是受到法國新美術學院和浪漫主義運動實踐的法國美術學院標準影響的藝術和藝術家。在這種情況下，通常稱為學術主義，學術主義，龐然大物和折衷主義，有時又與歷史主義和融合主義聯繫在一起。
皇家雕塑和雕塑學院於1648年在法國成立，後來成為美術學院(布雜藝術)。在路易十四於1661年對皇家藝術學院和雕塑學院進行重組之後，在本世紀餘下的時間裡，在藝術態度上占主導地位的成員之間發生了爭議。這場“風格之戰”與誰是彼得·保羅·魯本斯(Peter Paul Rubens)或尼古拉斯·普桑(Nicolas Poussin)可以效仿的榜樣發生了衝突。普桑的追隨者，被稱為“ poussinistes”，認為線(disegno)應主宰藝術，因為它對智力具有吸引力；而魯本斯的追隨者，被稱為“ rubenistes”，認為色彩(colore)應主宰藝術，因為它對藝術具有吸引力情感。在19世紀初期，在以讓·奧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爾(Jean Auguste Dominique Ingres)的藝術品為代表的新古典主義運動的推動下，這場辯論得以復興。和以歐仁·德拉克勞瓦(EugèneDelacroix)的藝術品為代表的浪漫主義。關於通過觀察自然來學習藝術還是通過觀察過去的藝術大師來學習是更好的爭論。在整個歐洲形成使用法國模式的學院，並模仿法語的教學和風格。
主題
學院派藝術的趨勢是向著更高的理想主義邁進：與寫實主義相反，數字變得更簡單，更抽象，更理想化，以代表他們所代表的理想。因此，許多學院派藝術家的畫作都是簡單的自然寓言，標題包括“黎明”，“黃昏”，“看見”和“品嚐”，這些思想是由一個裸露的人物形象化而成的，其構成方式體現了思想的實質。這將涉及概括自然界中看到的形式，並將它們服從藝術品的統一性和主題性。
因為歷史和神話被認為是重要寓言的沃土，所以使用這些主題的主題被認為是最嚴肅的繪畫形式。最初創建於17世紀的流派等級受到重視，其中歷史繪畫-古典，宗教，神話，文學和寓言主題-被置於頂部。接下來是流派繪畫，然後是肖像畫，靜物畫，最後是風景畫。歷史繪畫也被稱為“大體裁”。在學院派藝術統治期間，曾受到低寵的洛可可時代繪畫恢復了流行，而洛可可藝術中經常使用的主題(如愛神和普賽克)再次受到歡迎。學院派藝術界也因拉斐爾作品的理想化而將其崇拜。
金星的誕生，亞歷山大·卡巴內爾(Alexandre Cabanel)，1863年：學院派藝術，特別是在新古典時期，通常使用羅馬和希臘的寓言和簡單的裸體來描繪理想化的形式。
沙龍
學院派藝術展覽經常舉行。最受歡迎的展覽是巴黎沙龍，始於1903年的d'Automne沙龍。這些沙龍是轟動一時的活動，吸引了國內外的遊客。一個社交活動與一個藝術活動一樣多，可能有50,000人在一個星期天參觀，在為期兩個月的展覽中，多達500,000人可以參觀該展覽。顯示了成千上萬張照片，這些照片從眼平面以下一直懸掛到天花板，直到現在都被稱為“沙龍風格”。在沙龍的一次成功展覽是對藝術家的認可，這使他的作品對越來越多的私人收藏家很有價值。
批評
學院派藝術首先因其使用理想主義而受到寫實主義藝術家的批評：它基於理想主義陳詞濫調，代表了神話和傳說的動機，而當代社會的關注卻被忽略了。寫實主義者的另一種批評是繪畫的“虛假表面”：所描繪的物體看起來光滑，光滑且理想化，沒有任何真實的質感。同樣，透視圖是在平面上幾何構造的，並不是視覺的產物。
HonoréDaumier，1864年勒夏瓦蒂(Le Charivati)系列中的第二名。漫畫(法國資產階級)嘲笑學院派藝術對理想形式和神話寓言的使用，卻忽略了日常生活或現代生活的背景。
寫實主義藝術
寫實主義(現實主義)是一項藝術運動，始於1850年代的法國，緊隨1848年革命之後。寫實主義者拒絕浪漫主義，浪漫主義自18世紀末以來一直統治著法國文學和藝術，反抗異國情調的主題並誇大了運動的情感主義。相反，寫實主義者試圖用真實和準確的方式描繪“真實的”當代人和情況，包括生活中所有不愉快或骯髒的方面。寫實主義者的作品描繪了普通生活中各種階層的人，這通常反映了工業革命帶來的變化。
寫實主義者描繪了當代環境中的日常主題和情況，並試圖以類似的方式描繪所有社會階層的個人。平等地避免了古典唯心主義，浪漫主義的情感主義和戲劇性，並且常常對主題的骯髒或凌亂的元素進行一些展示，而不是美化或省略。社會寫實主義強調工人階級的描繪，並與其他藝術階級一樣重視工人階級的人。寫實主義還旨在避免人為對待人際關係和情感；拒絕以英勇或感性的方式對待對象。寫實主義藝術運動中的重要人物是古斯塔夫·庫爾貝特(Gustave Courbet)，奧諾·道米(Honore Daumier)和讓·弗朗索瓦·米勒(Jean-Francois Millet)。
古斯塔夫·庫爾貝(Gustave Courbet)在Ornans埋葬：1944年，庫爾貝被認為是寫實主義運動的主要支持者。
繪畫寫實主義
寫實主義藝術（Realism）是19世紀中期興起於法國的一種藝術運動，作為對浪漫主義的反動，它強調對現實生活的真實再現，試圖反映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社會現實，而非美化或理想化的表現。寫實主義藝術注重細節描繪，對象涵蓋農民、工人和城市平民等普通群體，通過他們的生活場景表達出時代的真實面貌。這一運動反映了工業革命和社會變革對人類生活的深刻影響，並以其直面現實和批判社會的態度，對後來的現代藝術產生了重要影響。
寫實主義的核心理念是描繪「真實」的生活，藝術家們拒絕浪漫主義中對情感和幻想的過度表達，強調觀察和再現日常生活的真實面貌。他們認為藝術應當服務於社會，反映時代的現實，而不是沉浸於歷史、神話或理想化的情感世界。法國畫家居斯塔夫·庫爾貝（Gustave Courbet）是寫實主義運動的核心人物之一，他以直面現實的創作理念開創了這一運動。他的代表作《石工》（The Stone Breakers）描繪了兩名農民在田間辛苦勞動的場景，畫面中的人物動作樸實，背景環境粗獷而真實，表現了勞動者生活的艱辛與沉重。這幅畫以其直接的現實描繪和毫無修飾的風格引發了強烈的社會反響，被視為寫實主義的宣言之一。
另一部庫爾貝的重要作品《奧爾南的葬禮》（A Burial at Ornans）同樣體現了寫實主義的精神。這幅畫描繪了一場鄉村葬禮的場景，人物以真實的姿態和面貌呈現，沒有任何理想化的表現，反映了普通人的情感與儀式。畫中的群像構圖打破了傳統宗教繪畫中莊嚴的形式，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平實且具有紀錄性質的風格，將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提到了藝術的高度。
與庫爾貝齊名的另一位重要寫實主義畫家是尚-弗朗索瓦·米勒（Jean-François Millet），他的作品專注於描繪農民的日常生活，展現了農村勞動的樸實與崇高。他的代表作《拾穗者》（The Gleaners）描繪了三名農婦在田間拾取遺落的麥穗，畫面色調溫暖，人物動作沉穩，表現了對勞動者的尊重與同情。米勒的另一部作品《晚禱》（The Angelus）以簡單的構圖和深刻的情感觸動了觀者，畫中農民夫婦在田間低頭祈禱的場景傳達了一種平靜的宗教情懷與對生活的敬畏。
寫實主義藝術在描繪城市生活方面同樣取得了重要成就，藝術家們將目光投向工業革命後城市中平民的生活，揭示了社會的矛盾與不平等。奧諾雷·杜米埃（Honoré Daumier）是一位重要的寫實主義畫家和版畫家，他的作品以犀利的社會批判著稱。杜米埃擅長通過漫畫與油畫表現城市平民的日常，諷刺權貴與社會弊病。例如，他的油畫《第三等車廂》（The Third-Class Carriage）描繪了一群城市貧民擠坐在火車車廂中的場景，畫面中的人物神態各異，充滿生活的真實感，表現了工業化城市中底層民眾的生活困境。
除了繪畫，寫實主義也在雕塑領域取得了重要成就。雕塑家如讓-巴蒂斯特·卡爾波（Jean-Baptiste Carpeaux）將寫實主義的理念帶入雕塑創作中，他的作品強調對人物形體的真實刻畫，並帶有深刻的情感表達。例如，《舞蹈》（The Dance）是一件著名的群像雕塑，表現了一群舞者在歡快旋律中起舞的場景，人物動作充滿動感與活力，展現了卡爾波對生命力的讚頌。
寫實主義藝術的影響範圍不僅限於歐洲，隨著19世紀後期的藝術交流，寫實主義的理念傳播到美國和其他地區，成為全球藝術的一部分。例如，在美國，湯瑪斯·伊金斯（Thomas Eakins）和溫斯洛·霍默（Winslow Homer）等畫家受寫實主義影響，創作了大量以當地生活為題材的作品，將寫實主義的精神進一步推廣。
寫實主義藝術強調觀察現實與再現真實的理念，不僅是對藝術創作的革新，也為後來的印象派和現代主義奠定了基礎。透過其對普通人生活的描繪和社會現實的批判，寫實主義不僅成為一種藝術風格，也成為一種對社會現實的深刻回應，為藝術史注入了鮮活的人性關懷與社會意識。
寫實主義是一項藝術運動，始於1850年代的法國，即1848年革命之後。該運動的出現是對浪漫主義的反對，浪漫主義自18世紀末以來一直統治著法國文學和藝術。寫實主義反對異國題材，誇大了浪漫主義運動典型的情感主義和戲劇性。為了描繪現實生活，寫實畫家經常描繪普通工人，而在周圍環境中的普通百姓則將真實活動作為其作品的主題。寫實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古斯塔夫·庫爾貝(Gustave Courbet)，讓·弗朗索瓦·米勒(Jean-FrançoisMillet)，奧諾雷·多米耶(HonoréDaumier)和讓·巴蒂斯特·卡米爾·卡羅(Jean-Baptiste-Camille Corot)。
古斯塔夫·庫爾貝
讓·德西雷·古斯塔夫·庫爾貝(JeanDésiréGustave Courbet，1819年-1877年12月31日)是法國畫家，他領導19世紀法國繪畫的寫實主義運動。庫爾貝特的獨立性拒絕了當時的主要學術慣例和浪漫主義思想，這為後來的藝術家(例如印象派畫家和立體派畫家)提供了重要的榜樣。作為一名畫家，他在19世紀法國繪畫中佔有重要地位，是一位創新者，也是一位願意在作品中大膽發表社會言論的畫家。
庫爾貝(Courbet)1840年代末和1850年代初的繪畫為他帶來了第一個認可。他們通過描繪未理想化的農民和工人來挑戰傳統，通常是大規模地保留傳統上用於宗教或歷史題材的繪畫。庫爾貝特通過解決其作品中的社會問題，以及繪畫一些被認為是粗俗的題材(例如農村資產階級，農民和窮人的工作條件)來引起爭議。對於庫爾貝特而言，寫實主義不是處理線條和形式的完美，而是對油漆進行自發和粗糙的處理，這建議藝術家在描繪自然的不規則性時進行直接觀察。他描繪了生活的艱辛，並以此挑戰了當代藝術學術觀念。
古斯塔夫·庫爾貝特(Gustave Courbet)在Ornans埋葬的作品：1850–1851年在巴黎沙龍展出的這件作品引起了“爆炸性的反響”，使庫爾貝特一舉成名。
Ornans的葬禮是一幅幅巨大的畫，長10乘22英尺(3.1乘6.6米)，受到評論家和公眾的稱讚和激烈譴責，部分原因是因為它通過以以往規模來描述平淡無奇的儀式而破壞了慣例會被保留用於宗教或皇家題材。此外，這幅畫缺乏流派作品所期望的感性修辭。庫爾貝的哀悼者沒有戲劇性的悲痛姿態，他們的臉似乎比高貴的漫畫更具諷刺意味。評論家指責庫爾貝特故意追求醜陋。
讓·弗朗索瓦·米勒
讓·弗朗索瓦·米勒（Jean-François Millet, 1814–1875）是19世紀法國著名的寫實主義畫家，也是巴比松畫派（Barbizon School）的重要成員之一。他以描繪農民的日常生活而聞名，作品充滿了對勞動與自然的敬意，反映了他對農村生活的深刻觀察與情感。他的創作在當時既受到批評，也引發共鳴，對後來的現代藝術產生了重要影響。
米勒出生於法國諾曼第的一個小村莊，家庭是務農背景。這樣的成長環境深深影響了他的藝術觀，他從小就對農民生活有著切身的體會，並對鄉村的自然景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青年時期，他在當地學習素描，隨後進入巴黎的美術學院（École des Beaux-Arts），師從歷史畫家保羅·德拉羅什（Paul Delaroche）。然而，米勒對當時流行的新古典主義風格感到不滿，他的作品逐漸偏向描繪日常生活和自然場景，這奠定了他寫實主義風格的基礎。
1840年代，米勒的藝術風格逐漸成形，他開始將農民作為主要創作題材，專注於刻畫他們的日常勞動與生活狀態。在這段時期，他搬到巴黎郊外的巴比松村，與巴比松畫派的藝術家共同探索自然主義與寫實主義的藝術理念。米勒的創作充滿了對自然和鄉村勞動的真實再現，拒絕浪漫化或理想化的處理，而是力圖展現農民生活的樸實與艱辛。
《拾穗者》（The Gleaners）是米勒的代表作之一，這幅畫描繪了三名農婦在田間拾取麥穗的場景。畫中，農婦的姿態樸實而沉穩，背景中的遼闊田野和堆積的麥垛展現了豐收的場景，但畫作的主題並未聚焦於豐收的喜悅，而是關注那些最底層勞動者的日常工作。米勒在畫面中運用了柔和的色彩和流暢的筆觸，營造出一種溫暖而沉靜的氛圍，表達了對勞動者的尊重與同情。
《晚禱》（The Angelus）是米勒的另一部經典之作，描繪了一對農民夫婦在田間低頭祈禱的場景。這幅畫以簡單的構圖和深刻的情感觸動了觀者，農民的姿態與背景的黃昏天空相互呼應，傳達了一種對宗教與生活的虔敬態度。這幅畫不僅是對農村生活的真實記錄，也是一種精神性的象徵，表現了米勒對自然與人類生活的深刻理解。
米勒的作品在當時引發了廣泛的爭議。一方面，他的創作因題材樸素和對現實的揭露而受到批評，特別是法國上層社會對他將農民置於藝術中心的不滿；另一方面，他的作品也贏得了許多藝術家的尊敬，包括梵高（Vincent van Gogh）等後來的藝術家深受其影響。梵高曾多次臨摹米勒的作品，並在信件中表達了對米勒的高度敬仰，認為他捕捉到了人類與土地之間的深刻聯繫。
米勒的藝術思想深受宗教與人道主義的影響，他認為勞動本身具有崇高的價值，並通過描繪農民的生活來表達對勞動者的尊重與關懷。他的作品沒有華麗的裝飾或炫目的技巧，而是以樸素而真實的方式呈現了鄉村生活的核心，這使他的藝術具有一種永恆的感染力。
米勒晚年健康狀況逐漸惡化，但他始終保持著對藝術與自然的熱愛。他的晚期作品如《播種者》（The Sower）和《牛奶女》（The Milkmaid）延續了他對農民生活的描繪，表現了更加深刻的情感與更加簡潔的形式。他在1875年去世，留下了一批充滿生命力與人性深度的作品，成為寫實主義藝術的典範人物。他的藝術不僅是對鄉村生活的詠歎，也是對人類堅韌與勞動的讚美。
米勒是法國鄉村巴比松畫派的創始人之一。小米因其農民場景而聞名，可以歸類為寫實主義藝術運動的一部分。
讓·弗朗索瓦·米勒(Jean-Francois Millet)創作的《女人烤麵包》，1854年：這幅畫描繪了一個在家中工作的女人，是寫實主義者參與描繪當時生活現實的典型代表。
小米最著名的畫作之一是《拾穗者》(1857)。小米在巴比松(Barbizon)周圍的田野上行走時，一個主題又回到了他的鉛筆和畫筆七年-收割-貧窮婦女和兒童擁有百年曆史的權利，以清除收割後遺留在田間的穀物。他發現這個主題是永恆的主題，與舊約的故事有關。1857年，他將畫作《The Gleaners to the Salon》提交給了熱情，甚至敵對的公眾。
讓·弗朗索瓦·米勒(Jean-Francois Millet)的拾穗者( Gleaners)，1857年：米勒的這幅畫是他最具爭議的作品之一，描繪了拾穗者在他家附近的田地裡收集穀物。當時認為下層階級現實的描述震驚了公眾。
拉斐爾前派
拉斐爾前派兄弟會
拉斐爾前派兄弟會(又稱拉斐爾前派)是一群英國畫家，詩人和評論家，由威廉·霍爾曼·亨特，約翰·埃弗里特·米萊斯和丹特·加布里埃爾·羅塞蒂於1848年成立。威廉·邁克爾·羅塞蒂(William Michael Rossetti)，詹姆斯·科林森(James Collinson)，弗雷德里克·喬治·斯蒂芬斯(Frederic George Stephens)和托馬斯·伍爾納(Thomas Woolner)很快加入了這三位創始人的行列，組成了由七個成員組成的兄弟會。該小組的目的是通過拒絕一種他們認為是機械的方法來改革藝術，這種方法最早是由拉斐爾和米開朗基羅的接班人所採用。其成員認為，拉斐爾的古典姿勢和優雅構圖尤其對藝術學術教學產生了腐化影響，因此命名為“拉斐爾前派”。拉斐爾前派希望重返細節，濃郁的色彩和Quattrocento義大利和佛蘭德藝術的複雜成分。拉斐爾前派將自己定義為改革運動，為其藝術形式創造了一個獨特的名稱，並出版了期刊《胚芽》以推廣其思想。
兄弟會的早期學說強調個人藝術家確定自己的觀念和描繪方法的個人責任。在浪漫主義的影響下，拉斐爾前派人士認為自由和責任密不可分。然而，他們對中世紀文化特別著迷，認為它擁有在後來的時代中已經喪失的精神和創造力。
拉斐爾前派與寫實主義
對中世紀文化的強調與寫實主義原則相衝突，後者強調了對自然的獨立觀察。拉斐爾前派兄弟會在早期階段就認為它的兩個利益是相互一致的，但是在後來的幾年中，這一運動分裂並朝著兩個不同的方向發展。寫實主義者由Hunt和Millais領導，而中世紀主義者則由Rossetti及其追隨者Edward Burne-Jones和William Morris領導。這種分裂從來都不是絕對的，因為兩個派別都認為藝術本質上是精神上的，反對唯美主義與與庫貝特和印象派有關的唯物主義寫實主義。
拉斐爾前派兄弟會受到大自然的影響，其成員在白色畫布上使用明亮而清晰的聚焦技術，使用大量細節展示自然世界。為了恢復Quattrocento藝術中色彩的鮮豔度，Hunt和Millais開發了一種在潮濕的白色地面上的薄顏料釉中繪畫的技術，希望這些色彩能保持珠寶般的透明度和清晰度。他們強調色彩鮮豔是對早期英國藝術家過度使用瀝青的反應。瀝青會產生不穩定的泥濘黑暗區域，這是拉斐爾前派人士鄙視的一種效果。
Ophelia：John Everett Millais撰寫的Ophelia反映了拉斐爾前派對色彩鮮豔度的使用。
展覽會
拉斐爾前派作品的首批展覽於1849年舉行。米勒斯的伊莎貝拉(1848–1849)和霍爾曼·亨特的Rienzi(1848-1849)都在皇家藝術學院展出。羅塞蒂(Rossetti)的《瑪麗·維珍(Mary Virgin)少女時代》在海德公園角的免費展覽中展出。按照協議，所有兄弟團體的成員都用名字和名字首字母“ PRB”簽名。
1850年，拉斐爾前派兄弟會成為爭議的話題，當時米勒斯的畫作《他父母的房子裡的基督》展覽 被許多評論家，特別是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褻瀆。兄弟會的中世紀主義遭到了前瞻性的抨擊，其對細節的極端奉獻被譴責為醜陋而令人震驚。根據狄更斯的說法，米萊使聖家族看起來像酗酒者和貧民窟居民，採取了扭曲而荒謬的“中世紀”姿勢。
1856年後，但丁·加布里埃爾·羅塞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成為了該機芯的中世紀象徵。在1800年代後期PRB失傳之後，他是拉斐爾前派兩種繪畫(自然與浪漫)之間的紐帶。羅塞蒂(Rossetti)雖然對兄弟情誼的投入最少，但繼續使用該名稱並更改了其風格。在拉斐爾前派解散後，他開始使用簡·莫里斯(Jane Morris)等模型在Proserpine等繪畫中繪畫女性版本。
由於拉斐爾前派畫家以接近攝影的精確度固定在描繪對像上，儘管特別注重細節的表面圖案，所以他們的作品被許多畫家和評論家貶低了。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國現代主義者將拉斐爾前派藝術與他們成長的壓抑和落後時代聯繫在一起。